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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比如在公共道路上限速给驾驶人的一般行为自由带来的限制与保护行人的生命和健康相比，无论是从价值的重要性上还是损害的可接受程度上，都符合比例。对于更温和性的判断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对于干预性的手段，看其是否给相关人带来了更少的不利后果。
[21]最后，对于均衡性的审查，应在国家的保护措施与保护目的之间进行衡量，即不能用大炮来保护麻雀，这跟过度禁止中均衡性审查的核心——不能用大炮来打麻雀类似，但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审查保护措施与保护目的之间是否合乎比例或均衡，后者是审查限制措施与限制目的之间是否合乎比例或均衡。反对的观点如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第53-67页。[31]（三）必要性必要性是指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并不存在其他相同有效而相关基本权利没有或者更少受到限制的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江必新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上讲话的通知》（法办〔2019〕347号）提出，在确定保护某一利益时，还要注意比例原则的适用，如果存在多种选择手段，而且这些手段均有助于实现目标，则应尽可能择取具有较小侵害性的手段。[40] 参见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1页。
[48]也就是说，审查机关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并没有严格遵守四个审查步骤层层递进的顺序，要么只抽取某个步骤进行审查，要么笼统地一锅炖，缺乏层次性。行政裁量权是法律授予的，法律中的法条通常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组成，行政裁量仅指行政机关对法律效果的选择，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并不属于行政裁量的范围，而是属于法条解释的问题。由此可见，用法治来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内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时俱进特征的重要体现。
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再一次强调，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此外，依法反腐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自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之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本身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
2020年11月16—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十一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了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先后就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提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到2035年第一阶段结束时，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这十一个坚持揭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构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措施，完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指出了不断发展的正确方向。
要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要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一目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切实可行、清晰明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将上述政策性话语转换成学术话语可以清晰地发现，要透彻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必须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来全面和系统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法理特征，并以此把握和构建科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获得的宝贵经验成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键是要扎扎实实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性质、特征、内涵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在总结古今中外各种法治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特点和规律产生的治国理政的科学法治理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理论宝库、政策依据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因此，从理论上认真梳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以及实践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内涵的重要任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政策主张，突出了依宪治国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十一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领导
[13]2.侵害保留说的内容与功能在德国宪法史上，保护自由与财产的宣示最早见诸1808年颁布的巴伐利亚州宪法第7条国家保护所有国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39]第三类是托马（Thoma）、迈耶（Mayer）等人的定义，即将法规定义为具有抽象性与一般性的法规则（Rechtsregel）。[73]依据欧森布尔（Ossenbühl）的研究，法治国原则与民主原则同为法律保留的两大宪法支柱，但二者在宪法史不同阶段中的作用和重点不同，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民主要素曾在三月革命前的宪法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法治国要素后来居上，民主要素在二战后的重要性理论中才逐渐得以复兴。只有立法机构才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拿破仑的复辟建立在与第三等级分享权力的基础上，大革命的成果（如平等权与自由权）和国王的高权都通过宪法得到确认，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暂时达至一个平衡，这是二元制的原型，1818年到1848年所有的德国宪法都建立在这个办法之上。不确定法律概念也可视为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不确定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保证司法审查的有效性，不确定性的程度应当尽量降低到满足可预见性与可度量性的程度，同理，在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方面授予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也应作为例外。
迪特里希·耶施（Dietrich Jesch）是全面保留理论的旗手，本文拟以耶施的主张为核心，从宪法背景、基本界定、核心主张三个方面对全面保留理论进行梳理，再结合学说与判例介绍德国法对该理论的反思与继受。但这只适用于那些可以自由加入的机构，加入这类机构才可以被理解为自愿接受该机构中规则的约束，并且认同机构对自身自由和财产的侵害具有必要性与合目的性。
来源：《交大法学》2023年第6期。而且这种议会只能以法律形式进行授权的立场也不能从宪法中得到实证，还会阻碍对于德国基本法第80条第1款的解释，除非将宪法拆解开来理解——而这正是耶施的立场，人们才能主张，议会对于行政所有可预期的‘授权仅能以法律的形式进行。
一般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在德国法上的变迁主要体现为从侵害保留说向重要性理论（Wesentlichkeitstheorie）的转变，即由于现代国家任务的改变，法律保留的范围需要由侵害行政向服务行政扩张，[1]但为了避免行政僵化或者概括授权，法律保留的范围扩张到全部行政活动又断不可行，[2]因此重要性理论作为一种调和就应运而生，其不再依赖抽象的标准，而是对涉案法关系的重要性进行具体分析以确定法律保留的范围。法律不再主要由立法机构负责，而是由法院负责……但毫无疑问，它限制和约束了宪法中必然与人民代表的立法权有关的民主原则。[68]这一要求是从司法审查的立场出发的，其宪法基础在于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为了实现对基本权利充分的司法救济和对行政权无漏洞的控制，行政权的发动应当受到由法规范明确的侵害要件的限定和拘束，此时问题转化成了行政裁量的容许性及边界。而剥夺的唯一媒介即是被剥夺者的同意，最高权不得未经同意剥夺财产，同意被定义为大多数人自己表示的同意，或者被定义为从大多数人中产生的人民代表的同意。
[92]总之，在博肯弗尔德的认识中，有别于19世纪的情况，基本法下所有国家权力机构都是依据民主原则建构并控制的，既然议会不再是民主原则最优的或者唯一的承载者，运用重要性理论而非全面保留来划定法律保留的范围就是更好的选择，此时具有法规制定权限的行政权也是民主的，只不过并非议会民主。[21]同上注，第393、394页。
但行政民主化与法治化本身即是发展的方向与努力的目标，行政活动灵活权变的特点与民主化的要求并不矛盾，故而后来通行于德国公法学界的重要性理论也可认为是对全面保留理论的修正与继承。在立宪君主制下，是否涉及对自由与财产的干预是区分法律与法规命令的重要标准。
而全面保留（Totalvorbehalt）要求事无巨细的法律保留，过于激进，并不足取。[46]参见王贵松：《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110—111页。
